全国上半年近7万家企业倒闭 考验政府就业政策

　　大裁员

　　10月15日，位于东莞的玩具代工商合俊集团(下称“合俊”)倒闭，近7000名员工面临失去工作的境地。合俊只是珠三角无数倒掉的制造企业之一。 
　　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统计表明，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
　　从金融企业、IT企业受资金约束被迫做出减薪减员调整开始，到其他与资金关联度密切的行业出现严峻的局面，直至房地产中介大量关闭、珠三角众多出口导向性的企业工人不得不重新开始寻找工作，这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必然吗？答案或许并不如此。
　　尽管没有刚性的裁员，但是很明显，各行业的减员以及心理预期已经开始蔓延。
　　据深圳人才大市场统计，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人才市场进场招聘的单位数量就开始明显减少，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更是明显下降了三成。与之相对的是，连续四个月，进场找工作的人数增长了近四成，失业率在不断攀升。
　　目前可以公开查询的有关就业统计数据，来源于城镇失业登记。“但是一般经济冲击发生的时候，对于非正规的就业影响更大一些，这些非正规就业的一个特点就是脆弱性，就业很简单失业也很容易——本来这一部分就业也不在统计体系内，所以很难得到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都阳说。都阳所说的非正规就业，包括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雇员，从事自我经营的人等等。
　　从破产倒闭的工厂流失的劳动力并没有纳入常规的就业统计里面，因此，他们不能被反映在失业率中，从统计上可能看不到失业数字，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舫表示，“真实产生的情况不好估算。”
　　从统计上不能得到反映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引不起足够的重视，“很多决策人也注意到这个情况，但是他们也看不到全面的足够的信息，只是听到一些局部的反映，那么就可能影响到决策。”蔡舫表示。
　　失业现象进而影响家庭收入，收入减少导致消费减少。“这是一个不良的循环，从经济增长下滑到收入的下滑，然后到经济增长拉动因素找不到了，然后经济增长还可能下滑，然后造成更多的失业现象。”蔡舫说，“如果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不良的循环，也有可能导致明年会有更大的问题。”
　　房地产、制造业、金融服务业等产业的业务量和资金减少，必然导致与其相关联的IT业、装修业、建筑业、钢筋水泥制造商、贷款抵押公司、物流公司、初级半成品制造商等相关产业出现需求衰减。而更多行业的从业人员，也将如同拴在这些行业上的蚂蚱，不得不面临减产、停产和减员减薪的危机。

　　身边的失业者

　　金融证券业变相减员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加深，首先感受到瑟瑟寒意的，是中国的金融企业。
　　一个月来，国信证券深圳某营业部职工林晓丹窝在家里背证券类书籍。林晓丹来不及回味在股市风生水起的日子,好日子便从去年8月开始彻底结束。今年9月，林晓丹开出了有效户头为1个的最低成绩。
　　“以前做导购的时候护肤品用玉兰油，后来做了客户经理就用兰寇，现在，我又要用玉兰油了。”林晓丹这样形容她的工资涨跌。
　　国庆前，人事部门授意林晓丹不用再来上班，她便请病假在家看书。原因在于一本黑色封皮的证书。2008年4月23日出台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规定，证券经纪人应当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一位证券业内人士透露，当前中国证券业从业人员有120余万左右，但只有20万人持有证券经纪人执照。这无疑将使一大半现有证券从业人员陷于被动的裁员境地。
　　分析金融危机对于失业的影响时，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说，“美国的金融海啸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本行业的裁员，从事金融行业的人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

　　IT业：传富士康将在内地裁员10万

　　金融业是IT业的重要收入来源，来自金融业的危机直接意味着IT产品和技术服务的订单将会大量减少。研究公司Gartner指出，全球20%以上的IT技术开支来自于金融业。
　　传言富士康在内地有50万员工，将马上裁掉10万。对于传言，富士康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教育培训负责人极力否认，但几天的采访调查表明，目前的富士康对人力成本的管控，已到了非常严格的程度。
　　7月28日，富士康十大事业群主管和人力资源主管们收到郭台铭签署的警示手谕。在这份手谕中，郭台铭直言“风暴已经来袭”，他要求旗下各事业群要在开源方面做到选对客户、选对产品，加强市场行销以扩大市场占有率。
　　更重要的是，他特别要求各事业群主管和人力资源部门，严格执行节流策略，即人力冻结、扩厂冻结、提升效率、加强训练、改善提案，节省费用20%。
　　节流的任务很快在人力成本的控制上表现出来。龙华工业园区事业处某经理说，从8月份开始，富士康基本停止了对外招募，但对内招聘却依旧如火如荼，这是在以一种低成本流动方式整合内部人力资源。
　　一份截止日期为2008年7月25日的富士康内部统计文件表明，富士康10大事业群在中国大陆的员工为65万人。一年之内，员工数量已经缩水10万。

　　珠三角的制造业危机

　　当金融危机开始波及实体经济，首当其冲的，是高度依赖出口的中国制造业。
　　2008年10月15日，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合俊集团旗下的两家大型玩具厂(合俊玩具厂和俊领玩具厂)突然倒闭。近7000名工人一夜间失业。4年前，冯国防来到合俊玩具厂打工，那时候，他的基本工资为450元，加班费每小时4～6元，冯国防每天工作16个小时，每个月的收入1300～1500元。2007年下半年开始，工厂的订单开始不足，冯国防每天的工作时间降到10个小时左右。这时他的基本工资已经涨至770元，加班费每小时6—8元，他每个月能拿到的收入仍然是1300～1500元，恢复到四年前的水平。
　　合俊的供应商曾兴利听到合俊倒闭的消息，脑袋里只出现一个数字：100万。这是合俊欠他的货款。曾兴利告诉记者，“很多供应商都等着钱给自己的员工发工资。问题解决不了，很多公司也会倒闭，到时候，失业的人更多。”
　　过分依赖出口，成为这次金融危机中，珠三角多数企业不可回避的硬伤。

　　房地产业风光不再

　　金融危机发生之前，房地产行业的就业形势就已不容乐观，这场金融危机让刚刚经历过数轮淘汰的房地产从业人员，又陷入了新一轮的考验之中。
　　今年1月，号称深圳最大的房地产中介创辉租售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就已经关闭华南地区数十家门店，300余名工作人员失业。房地产中介深圳世华董事长梁文华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预计，经过这一轮洗牌，深圳十万房地产中介从业大军，最终可能仅会剩下两三万人。
　　10月9日，上海中原地产董事长陆成披露了公司裁员450人的计划。
　　房地产业的危机并不止于深圳。8月份，上海全市二手房共成交8566套，仅取得房地产经纪人证书并执业的经纪人就有2.4万余人，每人至少一个月以上才能做成一笔二手房买卖。如果加上十余万的从业人员，至少半年以上才能轮到一套房子。

　　透视

　　内外经济失衡碰撞引发减员潮

　　合俊们殊途同归的命运，只是碰巧搭上了金融危机的错车。合俊们的倒闭，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失衡以及中国政府对其的政策调整息息相关。
　　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由于中国的投资经常会出现“过热”，消费又受收入等多种因素制约，所以整体经济增长不得不长期依赖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
　　2004年，中国储蓄已经占到GDP的50%。迅猛增长的银行储蓄又回流到房地产行业、制造业等，进一步造成投资过热。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公开表示，从2002年到2007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3.1%，而同期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年均增长25%。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开始侧重以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意图明显。防止中国经济发展从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中国物价从结构性上涨发展到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国家出口退税调整、信贷紧缩等政策相继出台，出口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祸不单行。在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还在进行之时，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经济进行了迎头痛击。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出口同比增长22.3%，回落4.8个百分点，GDP增长9.9%，这是近六年来第一次回落到1位数。有测算认为，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回落中，有1.2个百分点是由于出口减速造成的。
　　“GDP和就业之间肯定存在某种联系，这种增长的下降从总量上讲，对于就业的增长肯定不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表示。

　　应对

　　中国政府将如何增加就业率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转而改行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促进内需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但形势依然严峻。那么政府还能做些什么，以应对这次减员的风险？
　　确立就业优先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认为：“今天的就业政策应该是社会政策，是融入经济概念的社会政策，所有单纯经济增长追求GDP的政策应该寿终正寝。要把全部的经济增长政策换成社会政策。”这就意味着，政府出台任何恢复经济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措施时都应该以就业为第一考虑因素。而对中小企业的处境，地方政府是第一个观察者，并能提供相应的解决办法。
　　完善社会保障：“现在一方面转向内需，另一方面受到危机冲击外需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推出更多一些社会保障措施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与人力资源研究室主任都阳说。不管是扩大试点地区，还是提高缴费率，目前均有空间。社保最重要的是提高覆盖率，需要提高统筹层次，使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转接衔接起来。
　　建立农村市场经济机制：“这时是我们建立比较好的价格激励机制建立农村的市场经济机制的好时机，三农政策同样是宏观经济政策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社科院研究员蔡舫说。
　　加强教育培训：加强教育培训以提高劳动力供给的竞争力不容忽视。“我个人认为国家应该有义务开设培训课程，像高中毕业生培训一年足以做称职的蓝领工人。”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副所长杨伟国说，用人单位或者家庭承担培训的风险太大，这会导致投资不足。

　　评论

　　审慎对待凯恩斯主义在就业问题上的作用

　　肇端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在各国政府层面，正蔓延为一场凯恩斯主义回潮风暴。以美国政府7000亿救市方案为首的货币拯救方案，被视为破除危机的法宝。如今，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又当仁不让地成为各国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问题的良策。但是，无论新旧凯恩斯主义，必须考察其约束条件。凯恩斯主义面对的问题，是一国自由经济市场本身的“失灵”，即承认自由市场经济体除了自愿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外，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原因乃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自由市场经济经常出现小于充分就业状态下的均衡。从这个理论出发，凯恩斯为各国政府开出了解决本国就业问题的良方——以膨胀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拉动国内投资需求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均衡，从而最终实现充分就业目标。
　　然而，有关货币当局在出台扩张性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同时，必须谨慎考察两点：一是中国的经济问题之核心，是否属于一国自由市场经济出现的“失灵”？二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否可以继续用增加政府投资来解决？
　　事实上，中国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于出口增长与投资增长。这不是一国自由市场经济内部所引发的供需矛盾，而是建立在价格干预和政府行政调控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了全球市场需求变化所致。
　　从就业目标上考察，出口拉动对于解决就业虽然表面上有利，但因其建立在低工资之上，对于每一劳动力的实际福利增加并无真正助益，这同时也是造成珠三角低廉劳动力缺乏的原因；而考察既有的固定资产投资效率和对就业率的贡献，则不仅资金回报率极为低下，其对就业率的贡献也反而较小。原因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GDP的增加而不是就业岗位的增加。
　　因此，谋求经济转型的重点，不在加大凯恩斯主义式的调控，而在政府须从深刻干预经济的宏观调控定位中抽身，回归服务型政府的本色。中国经济急需一次从投资、出口拉动向高附加值的创新型出口和内需拉动的深刻转型。